[摘要]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充满动荡与变革的时期。在此期间,湖南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镇和中国近代革命的主要策源地、发生地,由省内民众自发地掀起了一股文化救亡的浪潮。在战火纷飞的时代背景下,湖南文艺界展现出强大的文化生命力和理论创造力,使湖南成为当时文化运动的前沿阵地,相关创作实践亦构成了中国抗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将梳理抗战时期湖南文艺界的理论探索与文化实践,凸显其在文化救亡、民族精神塑造以及理论建构等方面的卓越贡献。
[摘要]抗战时期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刊载了35幅美术作品,在鞭、讽刺日寇的同时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有效的视觉宣传,取得了广泛的传播效果。这批作品反映了当时延安美术家的创作思想与特点,还原了他们初到延安时的创作情况,体现了早期延安美术传播的组织意图与美术家个人理解的融合,见证了延安美术的繁荣发展。
[摘要]1939年至1940年,亲炙于鲁迅的张慧在粤东地区创设了“木刻阵地社”。作为地方木刻界举行联合运动的阵地,该社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的关键节点上发起了关于木刻界抗敌统一战线的讨论。同时,该社创办的刊物《木刻阵地》刊登了许多战斗题材文艺作品,其中张慧作品中的“诗性文学”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
[摘要]本文聚焦蒋兆和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水墨人物画创作,突破既有研究以“苦茶”为核心的单一性解读,分析其作品中包含的“美酒”隐喻,以期为抗战时期艺术创作的人文精神提供新的阐释路径。蒋兆和在表现抗战时期民众生存困境的同时,揭示了其内在的生命韧性与抗争意志,这种艺术表达超越了单纯的悲悯,传递出对生命价值的肯定,显现出对众生百态的平等观照,最终在作品中实现了“苦茶”与“美酒”的辩证统一。
[摘要]罗清桢作为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的重要实践者,其十年艺术生涯浓缩了现代版画从审美探索转向革命武器的历史进程。本文通过梳理其三次关键转型:早期追求形式美感的启蒙阶段(1932一1934)、旅日学习后融合写实与表现的风格调适(1935)、抗战时期“左翼美术家”身份的最终确立(1939—1942),着重探讨其如何将客家文化元素融入抗战宣传。他拓展了鲁迅“地方色彩”理论的功能维度,并通过《战地真容》构建即时性战地创作系统,践行了鲁迅“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的宣传路径。研究表明,罗清桢扎根基层的创作道路,在阶级立场与抗日救亡的交织中,将单纯的地域性艺术创作升华为“革命武器”,为中国现代美术提供了“以乡土回应时代”的独特案例。
[摘要]面对我国20世纪30年代的边疆危机,被誉为“抗战绘画第一人”的沈逸千在民族主义思潮下开始了独特的视觉实践。本文通过考察其1933至1936年三次蒙边旅行的画作、手记、摄影,展示其如何通过视觉文本应对边疆危机与民族认同、如何顺应时代洪流来推动抗战时期中国画的现代转型,同时依据不同媒介、题材的作品,剖析沈逸千蒙边写生与抗战图像的接受与阐释,呈现蒙边形象塑造的多重视角与艺术创新。
[摘要]1943年至1945年,吴作人两度奔赴边疆,创作了上百幅边疆主题作品,既形象化地再现了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与习俗信仰,又想象化地建构了国土疆界的田园牧歌与世外桃源,书写了“民族国家”的知识谱系。在民族危亡之际,吴作人的西行写生之作蔚为瞩目,成为团结民族、支援抗战的视觉表述。他致力于消弭边疆地区与其他地区的隔阂,以使其不脱离中华民族整体的历史叙事。在他的笔下,图像与历史互动交织,不仅折射出艺术探索与时代结构的共振关系,也为人们理解20世纪前期中国民族观念的变迁提供了新的视角。
[摘要]20世纪30年代,胡考发表了《希望漫画界参加救亡统一战线》《建立抗战漫画的理论》等文章。这是其抗战漫画理论建构的重要史料。遗憾的是,学界并未对之展开专题研究。通过爬梳相关文章并结合胡考的艺术实践,可知其抗战漫画理论是顺应时代潮流而建构起来的,内容丰富,体系完整,涵盖了抗战漫画的使命任务、发展方向、宣传路径等多个方面。研究胡考的抗战漫画理论,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彼时艺术与抗战之间的多重关联。
[摘要]力群作为我国重要的版画家,是抗战时期从“左翼木刻青年”转型为“人民艺术家”的典范。面对20世纪上半叶特殊的生存境遇,力群的个人身份、创作思想、绘画语言不断转换,最终谱写了木刻版画语言的时代变奏。本文从力群初识绘画、接受西方美术教育到拿起木刻刀的过程出发,深挖其艺术选择背后的内在逻辑,探究其抗战时期版画的语言特色,展现木刻在特殊时期发挥的战斗作用以及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的独特价值。
[摘要]中国抗战美术的海外传播主要集中在1938至1945年,传播形式基本上是按照主题、国别、画种划分的多人展览。彼时,一些中国艺术家凭借自身的名望和创作实力,通过展览、筹赈、捐赠、讲学等一系列方式在国际上为中国抗战奔走,其中尤以徐悲鸿、张善孖、张书旂表现得最为突出。此外,中国木刻家也以举办展览、出版图书等形式同苏联、印度、英国、美国等国家的艺术家展开了交流。世界反法西斯战线上的国家在美术交流层面互动频繁,客观上推动了艺术的发展,政治与美术的关联也变得空前紧密起来。
[摘要]瞿昙寺回廊壁画的绘制历经明、清两代,是西北地区藏传佛教寺庙壁画中的艺术奇葩。在瞿昙寺回廊壁画中,“空间”是一个立足于图像叙事,且与回廊整体形成互动关系的观照对象。从“空间叙事”这一角度对瞿昙寺回廊壁画进行审视,既能关注到画面的内部空间,又能呼应回廊壁画的现实空间。从回廊的建筑结构入手,对现实空间与图像空间的融合进行理论性建构,或将揭示在绘制与观看回廊壁画时,“四方”空间结构对“观”与“游”相互转化的影响。
[摘要]明代商品经济的繁荣使社会文化生态得以重构,社会各阶层的经济互动打破了传统的身份壁垒。在艺术消费风气兴盛的背景之下,书画鉴藏活动逐渐突破了文人士大夫的书斋,版画艺术也在彼时臻于鼎盛。这种文化下移现象使得传统精英文化与新兴市民文化之间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碰撞。文人士大夫在坚守雅正传统与接纳世俗趣味之间摇摆,而商贾、市民则通过效仿文人雅士的艺术活动,提升了自身的文化地位。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最终促成了雅俗观念的合流。
[摘要]冈察罗夫·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是苏联杰出的版画艺术家,对苏联木刻艺术的发展有着积极贡献,特别是书籍版画创作得到了国际艺术界的高度认可。早在20世纪30年代,其作品就表现出对传统现实主义的忠诚,展现了非凡的创造力以及原创精神。他的很多作品还被鲁迅收录进《引玉集》和《苏联版画集》。
[摘要]早期赴法国留学的中国艺术家在巴黎美院模式的影响下,形成了注重科学与写实、感性与理性以及表现性精神等不同风格。在求学过程中,他们的创作方法变得更加丰富,在跨文化视域下展现了艺术观念的转变。在题材的选择上,他们开始转向主题性创作。在形式语言上,他们热衷于进行本体语言的重构,审美趣味出现了多元流变。他们汲取了法国绘画的精华,并在其中融入中国传统元素,作品独具个性。跨文化的视角为他们的创作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促使他们在艺术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创新,从而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美术的现代变革。
[摘要]本研究旨在响应国家推动人工智能教育的相关政策,寻找人工智能与中小学美术教育的契合点,探索深圳市福田区中小学“‘人工智能艺术’研学共同体”的实施途径,促进科技与艺术的深度融合。该研学共同体在探索与实践中,凝练了以“六个基于”为代表的“人工智能艺术”教育原则,开发了个性化、多样化的“人工智能艺术”课程,总结了建立人工智能艺术实验室、引入人工智能创作工具、开设人工智能艺术鉴赏课程、进行跨学科融合教学、组织项目式学习实践、探索个性化学习路径、注重家校合作共育以及提供情感与心理支持八种实施路径。该研学共同体的实践研究,验证了指导“人工智能艺术”教育的实践模式,促进了“人工智能艺术”教育的区域性发展。
[摘要]中国漆艺术的当代性创新离不开当代创新话语体系。本文从当代自觉、当代转向、当代探索三个维度出发,分析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当代漆艺术的具体实践,通过相关案例以点带面,以期管窥中国漆艺术的当代转向与实践,为中国当代漆艺术的发展描画蓝图。
[摘要]柏林旧博物馆位于德国柏林博物馆岛,建于19世纪上半叶,是德国19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博物馆之一。从18世纪上半叶起,欧洲兴起博物馆收藏、研究、展示艺术品及各种文化遗存的风潮。不过,柏林旧博物馆并非仅为收藏和陈列古代艺术珍品而建,民族振兴和崇尚古典的权力化文化策略也是其重要的建馆原因,柏林旧博物馆也因此成为集政治、艺术风尚、收藏与展示于一体的融合体。本文聚焦柏林旧博物馆的建筑形制,从特定历史与社会现象出发,梳理其建馆动因,解读其馆藏作品与建筑空间的关联。
推介/本刊编辑部 [编者按]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美术出版高质量发展,广泛推介优秀美术图书,引导美术创作和研究方向,提升大众审美水平,由中国图书评论学会担任指导单位,中国出版协会美术出版工作委员会主办、《中国美术》杂志承办的“2025年‘美术好书’双月榜”评选活动持续进行中。中国出版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中国美术》杂志编委王利明在《读好中国书,做好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