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党的“电影小组”和“影评人小组”在多位左翼电影人努力推动下成立。作为“影评人小组”的骨干成员,唐纳见解独到、笔锋犀利,发表了大量左翼电影文论,不仅满腔热情为创作鼓与呼,还抨击“软性电影论”者,为电影创作界树立新风。除此以外,他还编写主旨明确的剧本,并参演电影、译介西方电影理论、编辑报刊等,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上海文艺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唐纳的电影文论,既秉具与时代休戚相关的意识形
袁牧之被称为“舞台千面人”[1],提到他艺术上的贡献,会提及多个“第一”:他自编自演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有声片《桃李劫》(应云卫,1934),编导中国第一部音乐喜剧片《都市风光》(袁牧之,1935);创办中国第一个党的电影放映机构“延安电影团”;筹办新中国第一个电影生产基地“东北电影制片厂”;担任新中国第一任电影局局长。[2]时至今日,袁牧之留给人们的艺术理念和先锋精神,具有丰富的挖掘空间。目前
20世纪初,中国在时代主题的强力驱动下,文学、艺术以人本主义哲学为纲领进行了深刻变革,尤其是它们的发展没有只停留在美学层面,而是被赋予了更重要的政治任务。文明新剧应运被引进,它是中国戏剧现代化阶段的新产物,在发展中承担了“易人性情,有裨风化”[1]的使命。但是早期文明新剧因自身定位不明确,在实际演出中出现了丢失观众、“精神萎靡”等情况,使之很快成为“一种‘恶谥’”[2]。直到1914年,郑正秋进入
《繁花》绽放,俨然一阙致敬当代中国改革开放桥头堡上海的年代绝唱;《繁花》谢幕,不啻一场色香味俱全的“海派食味”文化盛筵。 直观而言,《繁花》的导演王家卫以高度作者性、风格化、电影化的语言,以及诗意化表现性场景,非情节剧化的叙事结构,讲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变革中的上海和上海人。但对于导演王家卫而言,或许只有两个时代令其念念不忘地反复呈现,繁复雕凿:一个是20世纪60年代,另一个是20世纪90
迷影(Cinephilia)是“人们的电影迷恋,这个词特指电影所激发的某种爱……如果电影迷恋死亡了,电影也就不复存在”[1]。美国学者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的这番话语是为了突显人们在影院观看电影时体验到的那种迷恋所具备的文化价值。影迷们的爱与迷恋依附在电影独特的媒介形态之上,使其在他们心中成为一种神话般的事物。而这种迷恋不只局限在观看、购买周边、收藏碟片等消费层面之上,还往往会向
散点叙事在电影中是一种打破常规传统线性叙事模式,以多个分散的、非线性的叙事点来构建故事的叙事方式。这种叙事方式将电影呈现为具有无数种开放可能的文本,强调观众的主动性和参与性,揭示了一种不同于传统的、固定的、封闭的思维模式,让观众在观看过程中自行寻找和拼凑故事线索,常常在非类型的艺术电影中得到广泛应用。在中国传统美学中,也有以山水画、花鸟画为例进行的散点透视与散点构图方法来进行创作的传统,与以焦点透
“电影,这一20世纪的文化形式,在计算机用户的工具箱里找到了新的生命……电影的美学策略己经成为计算机软件的基本组织原则。进入电影叙事的虚构世界的窗口已经成为进入数据场景(datascape)的窗口。简而言之,曾经作为电影的东西如今成为了人与计算机的界面。”[1]电影与计算机技术的融合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结合,更是文化与技术之间的互动。在这个过程中,电影的叙事方式和美学原则被重新解读和应用,与现代技术
马来西亚联邦,简称马来西亚或大马,国家形态的民族建构中主要以本地原居民马来族以及华人、印族为主。2022年,马来西亚总人口超3000万,其中马来族人约占69%,华人约占23%,印度人为6.7%,其他种族0.7%。[1]实际上,华人以及华人文化在马来西亚的主流意识形态之中,一直被国家和政府疏离和边缘化。然而,华人为马来西亚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做出不可忽略的巨大贡献,不屈不挠的华人在抵拒具备浓厚种族主义色
一、影游融合:元宇宙时代交互式电影的身份界定 (一)游戏基因 “互动电影(Interactive Cinema)也被称为电影游戏,通常是使用动画或真人录制的视频,内设在游戏程序之中,通过游戏玩家的一系列游戏动作激活。”[1]元宇宙时代,随着媒介技术的更迭,互动式电影将进一步实现电影与游戏的跨媒介融合,这两者相互交融而形成的超文本将成为互动电影的发展根基。因此,互动电影有明显的游戏基因,这也是互
暌违银幕三年之后,全球范围内广受关注的导演之一克里斯托弗·诺兰在2023年带着备受瞩目的第12部导演作品《奥本海默》(克里斯托弗·诺兰,2023)重新回到全球电影舞台的聚光灯下。该片将摄影机镜头对准20世纪最重要的理论物理学家之一的奥本海默,他是“曼哈顿计划”中“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实际掌控者,在美国的原子弹研究与开发中起着至关重要作用。《奥本海默》中也出现了诸多展现原子弹实验和爆炸的情景,
艺术是社会语境里具备传播功能的综合艺术体,是基于人类本身对事物产生的感知、处理、表征阶段。“电影艺术不是单纯的物质存在物,它们的存在语境决定了其物质本质最终必然服务于它的社会本质。而其社会存在方式的多样性又决定了影视艺术的多重本质属性:电影是一种大众传播媒介,电影是一种艺术形式,电影是一种影像语言,电影是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电影是一种文化产业,所有这些关于电影的定义都有其自身的合理性。”[1]在
电影理论家乔托·卡努杜将电影视为“第七艺术”,即静态艺术和动态艺术、时间艺术和空间艺术、造型艺术和节奏艺术的结合体。而这一宣言也将最初的电影引入了艺术殿堂。电影作为其他艺术的综合形式,首先在展现自身的过程中大量地借鉴了戏剧表演程式,以演员的表演作为轴线使故事得以展开;其次,电影自诞生以来虽然仅有百年历史,但其作为一门年轻的艺术形式却经历了三次重大的技术革命,其每一次的技术变革都为电影表演带来新的机
中国早期电影表演与西方以及其他国家的电影表演并不在同一个表现维度上,它们的判别标准也不同。中国早期电影表演形成了明显的中国式本土表演范式,凸显了鲜明的中国早期电影表演美学的本土特征,它集中反映在中国第二代电影导演的实践过程中,作品创作时间主要集中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 一、表演风格与电影本体美学的确立 中国早期电影在探索和实践中从早期戏曲表演、滑稽表演逐渐发展出具有民族类型风格的表演,脱离了程
当今中国动画产业发展艰难的一大原因在于动漫产业链整体偏短,原创动力较弱,以动画作品本身为主要核心产品的变现路径较为困难。与具有发达动漫产业的欧美国家、日本的商业动画相比,国内动画产业的品牌运营与IP打造链路仍不够成熟。尽管中国近年来动画电视剧与特摄领域的产能有所提升,但能够实现自给自足并获得丰厚收入的优质动漫作品仍然数量不多,营收也并不乐观。在全媒体赋能文化产业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国动画产业的困境也
动画电影《茶啊二中》(夏铭泽/阎凯,2023)以现实主义创作理念为基础,对2014年推出的同名动画作品进行合理改编,通过回归现实题材,选择合理的宣发模式,利用夸张、变形的动画手法,将动画电影的媒介特性与现实主义相融合,取得了票房与口碑的双丰收。目前国产动画电影大多选择具有一定热度、受众基础的神话故事或玄幻文本进行改编、创作。作为一部为数不多的现实主义题材动画影片,电影《茶啊二中》所获得的成绩和认可
在影视研究领域,对艺术接受、受众审美接受与受众审美观的研究一直处于较为缺席的状态——“就艺术的四个要素或维度(即世界、艺术家、艺术作品、接受者)而言,对艺术接受这一维度的研究是相对最为薄弱的。无论是强调世界对于艺术的本体意义的模仿论,抑或是强调艺术作为艺术家心灵表现的表现论,乃至割断艺术作品与外界的联系,强调艺术品作为自足完整体的形式主义,长期以来都仿佛不屑于关注读者、欣赏者之维。”[1] 就算
一部新主流电视剧往往是一个时代的印记。2020年贵州在脱贫攻坚战中取得根本性胜利,彻底消除了绝对贫困现象,如今又马不停蹄地迈向乡村振兴道路。回望过去,以示将来,贵州也期望通过多部新主流影视作品展现乡村振兴道路中的诸多振奋人心的事迹。多部新主流电视剧立体化地呈现了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本文以贵州乡村振兴系列电视剧——《高山清渠》(楼健,2022)、《花繁叶茂》(尚大庆,2020)、《约定之向往
青春怀旧影像的视野正在向“90后”转移。21世纪初,国产青春剧深受中国港台地区、日韩偶像剧的影响,在类型的本土化移植中侧重爱情至上的个人主义童话表达。近年来,青春剧扎根于国产影视的现实语境,在题材选择、叙事手法、艺术风格、历史切口、价值表达等方面均表现出多样化演进的态势。电视剧《要久久爱》(牛超/马成成,2024)正属于当下国产青春剧多重创新的一个缩影,不仅走出了一条以现实主义为基调的青春群像时代